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 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
——鲁迅“北平五讲”的台前幕后
◎肖伊绯 《鲁迅全集》没有全部收录“北平五讲”
1932年11月9日夜，已在上海定居五年的鲁迅，突然接到北平来电，电文中有云“母病速归”。11月11日晨，鲁迅乘火车赶赴北平，两天后即抵达，“见母亲已稍愈”，可谓虚惊一场。之后数日，鲁迅为其母延请医士，接连数次登门诊治。
11月22日，鲁迅与台静农“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，次往辅仁大学演讲四十分钟”。从此次讲演开始，鲁迅此行接续共计在北平各大学讲演五次，被后世研究者习称为“北平五讲”。
继首场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讲演之后，当天鲁迅又至辅仁大学作《今春的两种感想》讲演;11月24日赴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作《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》讲演，11月27日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《再论第三种人》，次日在中国大学(学院)讲演《文艺与武力》之后，晚间即乘火车离开北平;前边四场讲演，《世界日报》均有报道与讲演内容摘要的刊发，为鲁迅这次短暂的北平之行留下了可资后世集中考索的珍贵文献。
“北平五讲”乃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北平开展讲演系列活动，无论于其个人生涯而言，还是就其历史意义而言，自然都有着极其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力。
“北平五讲”当年盛况空前绝后，各界反响热烈之状，散见于八十余年前的南北各地各大报刊之上，当时乃至后世的读者，都应当可以据此管窥一二。不过，鲁迅生前并未将这五次讲演的内容悉数纳入其自选集中，后世所编各版《鲁迅全集》也没有全部收录。
在此，谨选取“北平五讲”中现存历史信息最为精详的鲁迅在师大的第四场讲演，通过目前已知的最佳版本的历史文献，并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珍贵史料加以整合与考述;在此基础之上，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，一起去感知与观摩那些台前幕后的历史细节。
观众爆满，讲演临时改为露天举行
事实上，“北平五讲”的第一至第四场讲演的基本内容，《世界日报》均有现场记录得较为完整的报道，其中尤以第四场在师大的讲演内容篇幅最为可观，且看报道原文如下：
昨日下午二时，师大文艺研究社请鲁迅在该校风雨操场讲演，一时前后，会场中即已十分拥挤，鲁于一点三刻到场，届时开讲，未及三分钟，因后来者愈挤愈多，无可插足，纷纷声请改为露天演讲，当即群赴该校大操场，团团围集，众约二千余人，讲题为《再论“第三种人”》。缘最近上海出版之《文化日报》曾登载鲁迅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一篇，对于文艺阶级性，有所主张;兹录其演词大意如左：
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，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，被旧的文学家，关住了，占领了，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，这就是胡适之先生、陈独秀先生的“文学革命”。
于是，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，结果，新文学家胜利了，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。时代的进展，是没有停止的时候，不料想三四年前，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，此时前者反对后者，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，因而他们说，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。不过事实已经证明，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，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，于是旧文学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，于是“第三种人”之说便出来了。他们说，文学是“镜子”，没有阶级性的，现状的情形怎样，所照出来的也怎样。不过这话是不对的，就说是一面“镜子”吧，它所照出的，也是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，何况，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，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，所有的观察，也是一副眼镜，他怎能超阶级呢。
他们又说文艺是为将来的，譬如托尔斯泰是写现在的，对于将来才有价值，他的文学，到现在还有价值。不过这话也不对的，托尔斯泰写东西时，是写他那时的现在，并不是写将来的，如果他写的时候，为了将来，那末，他离开了现实，到了现在，就失掉了价值，不成东西了。他们又说喜欢文艺的人们，要写东西，可以被批评家骂回去。这也是不确实的，社会一般的群众的需要，可以决定作家，不是批评家可以生杀予夺了的。他不是因为批评家的苛酷而作不出东西来。
因为作品懂得人愈多，力量就愈大，价值就愈高，艺术作品普遍的，须要大众化的，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而且是不可能的，许多的资产阶级，不当摇摆于高潮中，当与群众接近，要不怕衣裳的沾污，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，新兴艺术的前途，无论如何，时代必然趋势，甚么办法也阻碍不住的。
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，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，知识灭亡的事情，决没有这种道理。但是新知识者与旧知识者完全不同，在我小的时候(四十年前)，所谓知识者，他们只知道写信的方式，——祖父抬头几个字，以后祭祖应该怎样设置——摆几个碗，几个碟子，这种东西，现在已经灭亡了。现在所谓知识者——就是外国留学的先生们，讲孔子的经济学，回国讲罗素杜威学(胡适等标榜的主义)，他们最漂亮，最阔绰，他们可以坐汽车，也可住洋房(坐汽车的事，今天我也是这样来的，不过，这是诸位的盛意)，但是，这能否长久，实属问题，恐怕也要灭亡的。将来的知识者，研究为将来有用的东西，是另有其他有益于群众的一个人，他们在现在，把握住实际问题，来求自己的艺术，并不是抱着个人主义的，个人主义也是不能存在的，与其说是研究知识阶级的夭亡，到不如说，研究为将来而斗争的艺术。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，虽然好像为己，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，那末，他的存在，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。
鲁迅讲毕，多数群众，更争相紧随，拥入休息室，有询以何时返沪者，则答以最近日内;有争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，则曰“我一到此间，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，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”;又有问“周先生住在上海感觉怎样”，则答曰“现在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，统治阶级极灵敏，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，所以无碍”，听者莫不大笑云。
“着青布大褂，登青面胶皮运动鞋”鲁迅混搭登场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现场听(观)众中对鲁迅“有争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”，鲁迅却这样回答道，“我一到此间，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，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。”以鲁迅的品格性情而言，之所以会这样回答，恐怕并不是随口调侃而已，而是当时确有某种并不欢迎其赴北平讲演的流言传闻之类，方才在应答热情听(观)众之际，对此捎带有所回应。
就在鲁迅此次来平逗留的最后一天(11月28日)当天，《实报》刊发了一篇带有“综述”性质的新闻报道，简要概括了鲁迅在师大讲演的现场情状，其中提及：
讲毕后多数群众争相紧随，情形狂热，为从来所未有。鲁迅着青布大褂，戴油垢呢帽，登青面胶皮运动鞋，面貌清癯，须发已苍白，而神采奕奕，被拥于人丛中，与一般皮鞋西服之男女青年，相映成趣。休息室小住，人众竟将休息室塞满，水泄不通，纷纷争挤向前，极欲一亲睹欬为快……
后出室留影，即被人众围于廊际，倚于墙壁，剌剌不休，争亲谈唾，三数密斯，自其身后以瞻此新文艺巨头之风采，而其饰貌如穷酸学究，此其所以为鲁迅欤也。
上述200余字的报道摘录(原文500字)，刊印在每日仅有四个版面的《实报》头版之上，文字描述相当细致精微、“现场感”十足，亦有着可圈可点的史料价值。据考，创办时间比《世界日报》稍晚，于1928年在北平创办的小型报纸《实报》，读者群体更为广泛，在北平市内的影响力与传播率之高，也并不亚于《世界日报》。该报以基层民众为主要对象，采取“小报大办”的方针，对稿件进行精编、浓缩，版面编排也生动活泼，受到读者欢迎，单日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，一度居华北各报之首。
此外，邀请鲁迅赴师大讲演还有一段“小插曲”。话说曾于1932年11月27日上午(鲁迅讲演为当天下午)亲访、邀请鲁迅的师范大学学生三代表之一潘炳皋(另外两位是张松如、王志之)，在四天之后即刻写成的《鲁迅先生访问记》一文中，曾约略道出了一些其中原委与隐情。原来，在既无师友确切指引，更无“介绍信”与“邀请函”的情况下，潘炳皋三人约定一起登门请求，“决定要冒险去叩先生之门”了。为了找寻鲁迅来平后的确切住处，三人几经周折，凭着模糊的记忆，在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不断寻找，几乎是挨家挨户叩门询问，终于“走出胡同来，凭着洋车夫的指导，才在西口路北第二个门叩着了”。
在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鲁迅家中，潘炳皋等人即刻代表师大青年学子，表达了切盼鲁迅亲临校中讲演的热诚之意，还不失时机地谈及不少感兴趣的，关涉文化、文学、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热门话题。当时在场师大学生三代表之一的张松如，也在此次面见鲁迅三天之后，写成一篇《鲁迅访问记》，对此番前往邀约也有较为详实的记述。
一张“出镜率”颇高的鲁迅标准像
当天，鲁迅站在北师大操场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讲演的情形，即刻就被现场听(观)众拍摄了下来;这一场景，后来亦有多人曾在忆述中提到，而后世读者对此次讲演的初步接触，大多也都是从这一场景开始的。
1933年2月，在上海出版的《现代》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，有一页铜版插图，题为《鲁迅在北平》。在这一页插图上，印有两张鲁迅在师大讲演时拍摄的现场照片，以及一张鲁迅讲演时的“速写像”;更为特别的是，在两张现场照片之间还印有一张《世界日报》报道的“剪报”，明确注有“世界日报所载之鲁迅演说辞”。
近五十年之后，时为1980年，当年《现代》杂志主编施蛰存对这一页杂志铜版插图，仍念念不忘，又将关涉其中的“掌故”点滴，付诸笔下，娓娓道来。在其所撰《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》一文中，专列一章，为之这样写道：
在十二月中旬(1932年)，有北京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。照片的说明，一张是“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”，一张是“鲁迅在师大操场演讲”。剪报是一段登载在《世界日报》上的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。我得到这两张照片，非常高兴，肯定他们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和文物，当时还未见别的刊物发表。我于是把它们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《现代》杂志的《文艺画报》中，三件占一页。
印制于插图版面上端的那一张《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》的照片，即是前边提到的被现场听(观)众拍摄了下来的鲁迅站在北师大操场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讲演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后来被平沪南北各地的报刊广泛采用。尤其是鲁迅逝世之后不久，在用于悼念其人的各类专刊专号上，这张照片的“出镜率”都颇高，堪称其“工作照”中的“标准像”之一。
譬如，1936年12月，北平《实报半月刊》第二卷第二期“悼念鲁迅专号”，即在内页插图中使用了这张照片，并加图注称“民廿二年间在师大操场讲演时摄(为鲁迅最后之来平留影)”。
两年之后，著名画家、艺术家陈烟桥即据这张照片为原型，创作了木刻版画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》。时值中国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，版画画面中，增添了战火密布与部队进军的远景，寓意着鲁迅精神鼓舞着全民族抗战。1939年11月15日，上海《良友》杂志第148期，刊发了这一幅木刻版画。
鲁迅自谦“不很好看 三十年前时还可以”
除了实拍照片、刊载图片与木刻版画等图像史料之外，在当年的北平《世界日报》之上，还曾刊载过一篇以听(观)众身份撰写的现场观感记的文章，题为《看鲁迅讲演记》。其中提及：
讲演地点初在风雨操场，既然是风雨时操之场，当然谈不到听讲时有坐之凳了。于是便蜂拥蚁绕地抢找板凳。人来的愈多了，所以有从窗户入里的，有在较后的靠墙地方树长梯而立其上的……
鲁迅先生在欢声雷动中，被大家扶在台上，当文艺二字刚出口时，便有“请到操场讲”的哄叫声。那声音可怕，和市民大会捉到“汉奸”时喊“杀掉”一般……
“气量”我不知，“态度”沉寂，“年纪”确系“老头子”——据其本人云，不能再有四十几岁了——数月未理的二毛平头，丛小的胡子，黑而油抹的皮袍黑腿裤，陈嘉庚式的黑鞋——具体说来，面孔和我脑中的构想差不多;胡须的不修，身材的弱小，和衣服的不修边幅，到出我意料多矣了。
由风雨操场要迁到大操场时的过程中，大众出走的当儿，鲁先生曾站在讲台之一角，取出一枝香烟来燃吸……
讲完时，曾去师大学生自治会休息，和围住他的人随随便便谈话：问，“大家为瞻仰您的道范……”答，“不很好看，三十年前时还可以!”
上述这篇现场观感记亦有1500余字，且分两次连载，分别于1932年12月1日、2日连载于《世界日报》。可见，鲁迅在师大的讲演原定地点为室内的“风雨操场”，而非室外大操场。此文作者，提前两个小时到“风雨操场”候场，占据了讲演台下第一排的绝佳位置;可鲁迅刚上讲台，即被现场听(观)众要求挪至“大操场”进行讲演，当然懊恼不已。作者还把站在大操场一张桌子上的鲁迅与围绕着他的千余名听众，比喻成北京“南城的天坛圜丘”，由此也足可想见，当年讲演规模之浩大，听众之踊跃。
此外，作者还将近距离观察鲁迅的诸多细节，都一一记录了下来。诸如容仪、动作、讲话及讲演之后的送别情形，皆尽可能详尽地描述。这样的记录与描述，为后世读者充分了解鲁迅此次讲演实况，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信息，实在是颇为难得的“现场”史料。
